余春泉，男，湖口县舜德乡人屏峰村人，1965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西教育学院毕业，小学高级教师，曾任屏峰学校教务主任、工会主席、副校长等职，为《浔阳晚报》QQ记者、《浔阳晚报》通讯员，在《九江日报》《浔阳晩报》《湖口报》《中国江西网》《湖口发布》等主流媒体发表新闻稿件三百余篇；参与《湖口县志》《鄱阳湖志》《湖口乡音》《湖口村庄》《湖口文化》《湖口英烈》《湖口渔业志》《湖口文物》《湖口民间文化》《家风绵绵》等史志书编写工作，主编并出版乡土教材《山魂水韵话屏峰》；为《石钟山5A景区旅游文化资源调查材料》《湖口学宫布展资料》《美丽豆乡之路》《凰山草本之路》主编；创作散文百余篇，多篇散文在市、县获奖；打造“人文湖口”公众号品牌；为湖口县新联会、县作协、县摄协会员，兼任湖口县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合会、县新媒体协会秘书长，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红色故事第四代传承人，获评2021年江西省最美基层文化人。
摘 要
1930年12月27日，湖口县舜德乡建设村十三名赤卫队员在都昌县苏山乡红山涧遭国民党陆士郊部残忍杀害，徐腊禾尚、徐次菊、童毛女、徐冬禾尚四人被认定为革命烈士，其余九名遇难者亦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此乃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湖口、都昌边区极具代表性的烈士殉难事件。因年代久远，民间关于事件起因流传着“夺枪”与“抢牛”两种核心说法，历任村干部口述记忆存在差异，史料记载尚未明确细化事件原委，致使史实脉络模糊。本文结合地方党史文献考证、乡村口述史料梳理及事发地域环境勘察，对两种说法的历史背景、客观条件及合理性展开系统辨析，厘清事件核心史实，还原革命先烈殉难真相，传承红色记忆。
关键词
舜德乡；赤卫队员；殉难事件；夺枪；抢牛；史实考究
一
“夺枪”“抢牛”事件核心背景与基础史实厘清
（一）时代背景：赣东北边区的革命与剿杀态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席卷赣东北大地，湖口党组织遭严重破坏，革命力量被迫隐蔽活动。1928年7月，赣东北特委派员赴湖口恢复党组织，1929年9月，赣东北工农红军第一游击大队在湖口城山横山密庙成立，周赓年任大队长，以湖口为中心，活跃于都昌、鄱阳、彭泽交界区域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开创以横山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广泛组建农民协会、赤卫队等群众革命组织，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兴起。
革命力量的壮大引发国民党反动势力恐慌，都昌县国民党政府组建警察大队“靖卫团”，下设两个中队，其中二中队驻扎徐埠，由陆士郊担任队长，该部装备精良，拥有枪支150余支、驻军二百余人，除管辖都昌东北部乡镇外，频繁窜扰湖口舜德、流芳、屏峰及都昌苏山等革命根据地，围剿革命武装、屠杀进步人士，成为赣东北边区革命事业的重大阻碍。1930年4月13日，周赓年率游击队员及赤卫队员二百余人夜袭徐埠陆士郊营房，虽缴获枪支十余支，却不幸牺牲11人，大队长周赓年壮烈殉国，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陆士郊部对湖口、都昌边区革命力量的剿杀愈发残暴。1930年6月后，三县反动武装联合进攻湖口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形势恶化，党组织与上级联系一度中断，赤卫队等革命力量转入地下斗争，在艰难环境中持续与敌周旋。
（二）基础史实：殉难事件核心信息确认
经史料核查与实地走访核实，十三名赤卫队员殉难事件核心史实清晰可考：其一，事发时间明确为1930年12月27日，正值冬季枯水期，且当日天气寒冷，后期口述史料提及的“月光朦胧”“冻雨过后结霜”等细节均与季节特征相符；其二，事发地点为都昌县苏山乡红山涧，陆士郊部此前已在苏山乡徐港桥、破山庙设立驻点，该区域属其势力管辖范围，具备伏击围剿的地理条件；其三，遇难人员身份可考，其中徐腊禾尚、徐冬禾尚、徐次菊为舜德乡建设村徐中舍湾村民，童毛女为流芳乡老山村人，嫁至建设村陈献公湾，四人被正式认定为革命烈士，其余九名遇难者均为建设村周边村庄赤卫队员，具体姓名因史料缺失暂未完整留存；其四，殉难结局一致，十三名赤卫队员遭遇陆士郊部埋伏，全部壮烈牺牲，遗体被敌军焚毁，家属未获遗骸，事件造成严重人员损失，成为舜德乡革命史上惨痛的一页。
二
“抢牛”之说的史料依据与客观条件辨析
（一）口述史料中的“抢牛”事件脉络
“抢牛”之说主要源自舜德乡建设村历任村支书陈小宁、欧阳小虎、及村干部徐昱、徐晓等人的口述回忆，结合村民零散记忆整理而成，核心情节脉络清晰：1930年12月27日正午，建设村徐大屋嘴、徐中舍湾、陈献公湾村民将13头耕牛赶至村东南鄱阳湖港汊草滩放牧，随后返家就餐，午后前往牵牛时发现耕牛全部失踪。经追踪牛蹄印记调查，确认耕牛被陆士郊部偷走并关押于都昌县苏山乡破山庙。耕牛作为农耕时代农户生存的核心生产资料，缺失耕牛将直接导致农田无法耕种，村民生计陷入绝境，遂将情况上报村赤卫队。赤卫队秉持“为民护利”理念，迅速召开会议商议，决定由队长徐腊禾尚带领13名赤卫队员当晚前往破山庙夺回耕牛，每名队员配发枪支弹药执行任务。午夜时分，赤卫队员趁朦胧月光秘密出发，抵达破山庙靠近耕牛时，遭早已埋伏在此的陆士郊部突然袭击，因敌军占据暗处、火力优势显著，赤卫队员仓促还击无果，全部壮烈牺牲，遗体后被敌军焚毁，此即民间所称“都昌抢牛惨案”。
（二）“抢牛”之说的客观合理性佐证
1．地理与生产条件适配：建设村东南鄱阳湖港汊属季节性湿地，冬季枯水期水位下降后，滩涂生长大片牧草，形成天然优质牧场，是周边村庄传统放牛场所，具备13头耕牛集中放牧的客观地理条件，为“抢牛”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合理场景支撑。
2．时代背景下的利益驱动逻辑：1930年湖口、都昌边区处于土地革命关键阶段，陆士郊部频繁骚扰根据地，除军事围剿外，常掠夺村民财物破坏生产秩序，以此削弱革命群众基础。耕牛作为重要生产资源，其价值远超普通财物，敌军掠夺耕牛既可为自身补充物资，又能通过破坏农业生产打压根据地群众革命积极性，具备明确的掠夺动机；而赤卫队以保护群众利益为核心职责，面对村民核心生产资料被夺，主动出击夺牛符合其组织使命，行动动机具备合理性。
3．事件细节的一致性支撑：口述史料中“正午放牧、午后失牛”“追踪至破山庙”“午夜出发、遭伏牺牲”“遗体焚毁”等关键细节，与事发时间、地点及陆士郊部残暴剿杀的行事风格高度契合，无明显逻辑矛盾，且两名村干部口述核心情节一致，无重大偏差，具备一定可信度。
三
“夺枪”之说的历史背景与史实关联性考证
（一）口述史料中的“夺枪”事件经过
“夺枪”之说来源于建设村前任村支书欧阳晓明、陈伍贤的口述记录，结合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史实补充完善，核心围绕赤卫队武器匮乏困境展开：1929年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成立后，湖口县于1930年组建赤卫大队，实行“区设中队、乡设分队”的组织架构，建设村所在的仁区设立三个赤卫中队，徐良高、徐腊禾尚等人担任中队队长，赤卫队主要职责为战时配合游击队作战、平时维护根据地秩序、防范反动势力破坏。当时湖口革命武装普遍面临武器短缺难题，赤卫队装备多为土造猎枪、梭镖、大刀，与陆士郊部精良步枪、充足弹药相比差距悬殊，武器匮乏严重制约武装斗争开展，夺枪补充装备成为赤卫队的迫切需求。经赤卫队秘密侦查，得知陆士郊部在苏山乡破山庙仅驻扎一个班兵力，徐良高、徐腊禾尚等人召开会议周密部署，决定由徐腊禾尚带领13名骨干赤卫队员夜袭破山庙夺取枪支，明确行动时间、路线及纪律，全力保障任务安全执行。1930年12月27日，当日全天降雨，夜晚雨停后气温骤降、田埂结霜，赤卫队员趁夜色掩护出发，抵达破山庙侧门准备行动时，遭埋伏敌军突然开枪袭击，埋伏敌军达三十余人，远超此前侦查的一个班兵力，赤卫队员虽奋力还击，但因武器落后、地形不利，最终全部殉难，遗体被敌军焚毁，即史料提及的“都昌抢枪惨案”。
（二）“夺枪”之说的史料与逻辑关联性论证
1．革命武装的武器短缺史实支撑：据《中共湖口地方史（第一卷）》记载，1929年冬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发展至130余人时，仅有长枪46支、短枪10支，赤卫队装备更显匮乏，多以冷兵器为主，武器短缺成为制约革命武装发展的核心瓶颈。1930年4月徐埠战斗后，游击大队损失惨重，武器补充愈发困难，赤卫队自主夺枪补充装备符合当时赣东北革命武装的普遍斗争策略，与区域革命史实高度契合。
2．陆士郊部的布防与剿杀逻辑印证：陆士郊部1930年4月遭游击大队袭击后，加强了各驻点防御部署，对湖口、都昌边区革命力量的防范更为严密，其在苏山破山庙设驻点既为控制周边区域，也为防范根据地武装袭击。口述史料中“敌军远超侦察兵力埋伏”的细节，符合陆士郊部遭袭后强化防御、主动设伏围剿革命力量的行事逻辑，与该部“残暴剿杀、严防革命武装”的史料记载一致，1930年7月陆士郊曾诱降中共都昌县委书记向先鹏未果后将其杀害，足见其反动残暴本质。
3．赤卫队行动的组织性与目的性契合：赤卫队作为正规革命群众武装，行动具备明确组织性与战略目的性，夺枪补充装备直接服务于武装斗争大局，是推动革命发展的必要举措，相较于“抢牛”的单一利益诉求，更符合革命武装的核心任务导向。口述史料中“前期侦查、周密部署、明确纪律”等细节，体现出赤卫队行动的组织性，与1930年湖口赤卫队规范化建设的史实相符，具备更强的行动合理性。
四
两种说法的分歧解析与核心史实共识
（一）分歧成因：记忆偏差与信息缺失的双重影响
1．年代久远导致的口述记忆模糊：事件发生至今已近百年，亲历者均已离世，现有口述史料均为后代或村干部传承的间接记忆，经多代口耳相传后，部分细节出现偏差，如行动起因的聚焦点从“护民”转向“强军”，形成“抢牛”与“夺枪”的核心分歧，属于民间历史记忆传承的正常现象。
2．史料记载的细化缺失：现有都昌、湖口地方党史史料仅明确记录了1930年12月十三名赤卫队员遭陆士郊部杀害于苏山红山涧的核心史实，以及陆士郊部的剿杀行径、当时的革命斗争态势，未对事件起因进行具体细化记载，缺乏权威文献佐证两种说法，导致分歧难以通过史料直接厘清。
3．叙事视角的差异导向：“抢牛”之说聚焦赤卫队“为民护利”的群众属性，从村民生产生活视角传承记忆；“夺枪”之说侧重赤卫队“武装斗争”的革命属性，从革命事业发展视角梳理史实，两种叙事视角的差异导致记忆焦点不同，进而形成说法分歧。
（二）核心史实共识：不容置疑的革命殉难真相
尽管“夺枪”与“抢牛”说法存在起因分歧，但对事件核心史实的记载高度一致，构成不容置疑的历史共识：其一，行动主体明确，均为舜德乡建设村以徐腊禾尚为队长的13名赤卫队员，其中四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余九人同为革命殉难者；其二，事发时间与地点确凿，1930年12月27日夜，事件发生于都昌县苏山乡破山庙至红山涧区域；其三，遭遇伏击的过程一致，赤卫队员执行任务时遭陆士郊部预先埋伏，因敌军火力优势与地形优势导致全部牺牲；其四，结局惨烈程度统一，十三名赤卫队员殉难后，遗体被陆士郊部焚毁，家属未获遗骸，体现出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残暴本质；其五，事件本质相同，均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赤卫队员反抗国民党反动剿杀的正义斗争，是湖口、都昌边区革命史上的重要殉难事件，彰显了革命先烈的英勇无畏精神。
五
结论与历史意义
（一）史实结论
综合地方党史文献考证、乡村口述史料辨析及客观条件佐证，湖口舜德建设村十三名赤卫队员殉难事件的核心史实清晰明确，“夺枪”与“抢牛”两种说法均具备一定合理性，本质反映了不同视角下的历史记忆，无绝对对错之分：“抢牛”之说体现赤卫队保护群众核心利益的为民初心，符合其群众武装的属性定位，地理与利益逻辑均能自洽；“夺枪”之说契合赣东北革命武装武器短缺的历史困境，符合赤卫队配合游击斗争的核心使命，与区域革命史实关联性更强。两种说法的分歧源于记忆传承视角差异与史料细化缺失，但其背后十三名赤卫队员为革命事业、为群众利益英勇殉难的核心史实不容置疑，均彰显了先烈们不畏强暴、坚守信仰的革命精神。
结合现有史料关联性与革命斗争主线分析，“夺枪”之说与赣东北1930年武装斗争的核心需求更为契合，陆士郊部遭4月徐埠战斗打击后强化防御设伏，赤卫队为补充武器主动出击遭围剿，事件逻辑与时代背景贴合度更高；“抢牛”之说则聚焦群众利益，是革命武装为民宗旨的生动体现，两种说法可视为事件起因的多元视角呈现，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记忆。
（二）历史与现实意义
1．还原红色史实，传承革命记忆：此次考究厘清了十三名赤卫队员殉难事件的核心脉络，填补了地方革命史细节空白，让近百年前的烈士事迹重获清晰呈现，为湖口、都昌边区红色史料补充重要内容，助力红色历史记忆代代相传。
2．彰显先烈精神，筑牢信仰根基：十三名赤卫队员无论因夺枪强军还是抢牛护民而殉难，均体现出革命先烈坚守信仰、为民牺牲、不畏残暴的崇高精神，其事迹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鲜活素材，助力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3．挖掘地方红色资源，赋能乡村发展：该事件作为舜德乡重要红色文化遗产，其史实考究成果可为地方红色文旅开发、红色教育基地建设提供核心素材，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动力，实现红色基因传承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回望百年革命历程，十三名赤卫队员的姓名或许未能全部留存，事件起因或许存在记忆分歧，但他们用生命践行革命初心的壮举永载史册。铭记先烈事迹、传承革命精神，既是对历史的敬畏，更是对未来的指引，唯有坚守先烈信仰初心，方能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