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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
中国湖口网 www.hukou.gov.cn     发布时间:2015-11-02
  
  抗日战争中,滇军中的先锋——国民革命军第60军是享誉海内外的抗日铁军。它冲锋在抗日救国的最前线,先后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等著名战役,重创过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等凶顽的日军,在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我的爷爷就是国民革命军第60军的一名军医,曾任该军的中校军医主任。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但是从小就听爸爸和奶奶及村里上了年纪的人从不同的侧面描述过爷爷。但这些描述大多只能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值此奶奶九十大寿及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学历史出身的我,触景生情,情不能自已,提起笔,力求对爷爷的人生轨迹尽量做一个全面而准确的追忆,以表达我对爷爷的追思之情。

  爷爷于1917年(民国六年)出生在云南昆明,在爷爷出生的两年前,护国运动从这里开始。我想,爷爷的父辈们肯定是护国运动的见证人,他们当年应该也加入了欢送护国军出征讨袁的行列中。爷爷以上几代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我的高祖父据说在当时是煊赫一时,曾在疆场上建立功勋。到我曾祖父时,家境开始衰落,据说我的曾祖父人称“陈三少爷”,可能在家中排行老三吧。可能是其父母不指望其能成就多大的事业,只希望其能够步履安稳,稳稳当当地过一生,故而为他取名“陈履安”。据说曾祖父年轻时常常抱着一只公鸡到街上找那些公子哥们进行斗鸡活动。我猜想,通过斗鸡的方式来赌博和消遣,这在当时昆明的纨绔子弟当中可能是一种时尚。

  爷爷出生时,其父母年事已高,家道已经中落。家境虽说不如祖上前几代人富裕,但爷爷小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在当时当地绝对还是处于中上等水平,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里经营着一家米店,这家米店当时在昆明远近闻名。我家中至今留有爷爷儿时和曾祖父、曾祖母等人的照片,照片中显示我家当时拥有豪华气派的大宅院,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百姓家。当爷爷还少小时,曾祖父就深知自己来日不多,光大门楣的担子要落在爷爷的肩上,因而很重视对爷爷的培养。爷爷八岁那年进入当地水平较高的学校——翠湖小学读书。爷爷聪颖好学,学习成绩拔尖,深得同学的钦佩及老师的赏识,在求学路上顺风顺水。1927年爷爷进入昆明市立求实中学继续读书两年,1930年爷爷在东陆大学附中 (现为云南大学附中)高中部修业一年。然而在爷爷学业上步步高升,吸引众人羡慕眼光而踌躇满志时,曾祖父去世了。失怙之后,爷爷并没有沉沦茫然,而是在擦干泪水之后,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大踏步向前迈进。爷爷有一个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及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爷爷的同父异母哥哥与曾祖母及爷爷关系不是很融洽,爷爷与同母异父的姐姐感情笃深,爷爷称其姐为“四姐”,曾祖母与“四姐”生活在一起。1932年,爷爷考进了云南省陆军军医学校,成为该校首批学生,校长为周晋熙,学校设在当年昆明市圆通街忠烈祠(今为连云宾馆)内。当年该校开设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各1个班,每班有学生40人。爷爷在本科班,学制4年。读书期间,爷爷刻苦钻研,学业成绩优异,那个时候他不仅学习中医,而且学习西医,还掌握了英语,能够阅读英文医学资料。爷爷不仅学业拔尖,而且在政治上追求进步,在此期间爷爷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秘密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共方面的进步刊物,对中共的性质及主张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中共的一些抗日救亡主张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936年,两班学生先后毕业,龙云亲自检阅并颁发毕业证书。这两班毕业生大部分都参加抗战,负责野战医疗救护,一部分到地方做医疗卫生防疫工作。爷爷毕业后在云南陆军医院充当见习军医,随即调滇黔步兵第12团任军医。1937年,爷爷在昆明集体加入国民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过去一向对中央政府“服管不服调”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南京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慷慨陈词,率先表示云南愿出“雄兵二十万”抗日。众所周知,滇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以其能打、善打而著称,1915年底,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第一枪就是滇军打响的。而在这次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滇军也注定要在其中扮演不凡的角色,要在抗击倭寇中建立不朽功勋。军校出身的爷爷,虽然放心不下已年逾花甲的曾祖母,但面对国仇家恨,杀敌心切的他毅然选择了挥泪别亲人,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中去。爷爷留下来的《陆军第六十军官兵服役证书》显示,爷爷当时名叫陈凯,家住云南省昆明市区的钱局街金鸡巷十七号。由云南子弟组成的首批远征抗日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0军,下辖第182师、第183师、第184师三个师6个旅12个团,及军部直属机关和一个军部直属炮兵团,共4万余人,军长为卢汉。爷爷被编入601825391078团,担任军医。第182师师长为安恩溥。19371012日(重阳节),第60军全军将士在昆明巫家坝军营举行了盛大的出征誓师大会,云南各界要员和群众数万人参加。会上民众为军队献旗并高呼口号,勉励即将出征的将士们奋勇杀敌,报效祖国,场景甚是悲壮。

  誓师大会后,第60军历经40余日的艰苦跋涉,步行到湖南长沙、常德一带集结待命。随后,第60军奉命赴孝感、花园、武胜关一带整训。当时有舆论认为,蒋介石已无像样部队可以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中国抗日前景堪忧,为此,整训期间,蒋介石特命第60军在武汉繁华市区绕行一周,让民众看到,尤其要让外国使馆人员看到,中国还有像60军这样的精锐部队可派上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前途光明,从而安定人心,驱散民众心头的亡国阴霾。19384月中旬,第60军参加台儿庄战役,负责防守禹王山一线,与号称日本“钢军”的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反复较量,经过27昼夜惨烈绝伦的血战,第60军伤亡巨大,但阵地巍然不动,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蒋介石、李宗仁、孙连仲先后发电嘉奖第60军,日方报纸也承认:“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在台儿庄战役中,爷爷作为军医,不断抢救从前线抬回来的伤员,在此期间,爷爷几乎没有睡过好觉,甚至曾几天几夜都没有合过眼。接下来爷爷随部队参加了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等著名战役。爷爷所在的第60军也几经调整,爷爷也不断调换自己的服役单位。1938年爷爷调师部军医处,1940年调军部野战医院,1941年调第一集团军总部后方医院军医,1942年选送军政部军医学校二分团甲级补训班(湖南邵阳军医二分团医训班第三期)学习六个月,期满归队。1943年爷爷调新三军十二师任军医。在这些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爷爷一直坚守“手术台就是阵地”原则,充当抗日将士的白衣天使,默默无闻地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1941年左右,爷爷所在部队来到奶奶的家乡高安县石脑丁家一带,并较长时间驻扎在那里。在此期间,爷爷除了给部队伤病员看病之外,还经常深入到百姓当中开展救死扶伤的活动。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爷爷不仅不收诊疗费,而且经常免费赠送药品。爷爷以其精湛的医术及高尚的医德,在当地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当地至今流传着爷爷治好了一些久治不愈的顽疾的故事。比如,奶奶所在村子的一个老太婆喉咙生了个好大的肿瘤,曾经到处求医问药终不见效,后来由家人用担架抬到爷爷那里。经爷爷治疗之后,药到病除,该老太婆的家人准备用担架来把她抬回家,爷爷当即反对,坚决要求患者自己走路回去。爷爷的用意是,让大家看到,该老太婆之前是奄奄一息地被家人用担架抬着来爷爷这里治疗的,经爷爷治疗后她是健健康康地自己走回家的。七十多年过去了,奶奶仍然常常对我们提及此事。爷爷作为一个来自千里之外的异乡人,很快就与当地人融合了。爷爷与当地金品珊、罗世才、丁志刚等一些名流士绅来往密切。爷爷对待当地民众是那样的亲切和蔼,具有真诚的为民情怀,做到“俯首甘为孺子牛”。同时,爷爷又嫉恶如仇,对于当地的鱼肉百姓的恶势力,他总是敢于与之斗争。当时当地有一金姓恶霸时常欺压百姓,爷爷一次在盛怒之下与之动手,那恶霸哪是行伍出身的爷爷的对手,爷爷三拳两脚把那厮打得苦苦求饶。从此,那恶霸老实多了,当地民众拍手称快。

  当地王士杰老先生十分欣赏爷爷,决心为爷爷物色佳偶。在王老先生的巧意安排下,1941年的一天,爷爷骑着马往河边“路过”,奶奶正在河边洗衣服,爷爷满意而归。之后,性格开朗的爷爷常在公开场合大声叫奶奶的名字,奶奶羞得满脸通红,恳求道:“别叫,别叫!”。就这样,爷爷与奶奶相识、相知、相恋了。奶奶上过几年学校,这在当时当地可不多见。奶奶虽然大多时间“躲在深闺人未识”,却还有识人之明。她对爷爷这个异乡人情有独钟。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奶奶与一个来自异乡的军人结合,那可是被大多数人所不理解的,是一种挑战,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叛逆。作为军人,爷爷经常辗转各地,曾经一段时间,爷爷很长时间杳无音讯,大家都劝奶奶不要傻等,早点找个附近的男人,了结终身大事。但奶奶相信自己的眼光不会错,相信爷爷不会一走了之。每当周边响起枪炮声时,奶奶就开始为爷爷担心了,尽管如此,奶奶还是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与爷爷喜结良缘了,那一年奶奶十六岁。爷爷与奶奶的婚礼举行得很隆重,酒席也很丰盛。爷爷所在部队的大多数师团级军官都出席了婚礼。奶奶当时披了婚纱,奶奶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披婚纱的人。

  与奶奶结婚后,爷爷身边多了一个助手,也多了一份责任。奶奶为人厚道,禀性善良。士兵们在缝补、浆洗衣等生活问题上,总是找奶奶帮忙,奶奶总是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爷爷对奶奶固然呵护有加,但是毕竟身在军营,有时会身不由己。有时爷爷所在的部队到周边县市去打仗,爷爷就让奶奶留在娘家。比如,上高那边战事紧张时,爷爷较长时间在那里,等到战事缓和后,爷爷黎明时分从上高县城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勤务兵到高安石脑丁家郑村来找奶奶。等到见到奶奶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不久,我的大姑姑出世了。为人夫为人父的爷爷在喜悦之余,时常想念远在昆明的曾祖母,喜笑颜开之中常夹杂几点泪水,思念曾祖母之情时常溢于言表。

  抗战胜利后,大概1946年左右,爷爷来到南昌青云谱区等候安置。爷爷在工作之余,经常拉小提琴以消遣,他入神地拉小提琴时,琴音随风飘到附近,听起来是那么柔和而优美,此时,常常会引来一些人围观。由于爷爷爱好音乐,他在此期间担任过军队音乐指挥。在青云谱期间,我的二姑姑出世了。

  接下来,爷爷所在的部队即将北上,因多年从军,深感军旅生涯劳顿与漂泊之苦,再加上家小问题不易解决,此外,爷爷心里非常挂念生死未卜的曾祖母。最终,爷爷决定携带家眷回到老家昆明。几经辗转,回到了昆明,但此时的昆明已经与八年前的昆明判若两地了。爷爷当年的家,有宽敞豪华的大宅,如今早已被日本鬼子的飞机夷为废墟了。来到当年的家庭住址——昆明市区的钱局街金鸡巷十七号,看到满目疮痍的残破景象,爷爷在黯然神伤之余,更为自己这些年能够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出力而倍感自豪和欣慰。把家眷在旅店安顿好之后,爷爷开始四处打听曾祖母的消息了。爷爷首先找到了几个同学,然后发动同学帮忙寻找曾祖母的下落。几经周折后,爷爷找到了他的“四姐”。随后,爷爷他们与“四姐”来到曾祖母租住的地方。姐弟俩刚开始打开话匣子,楼下传来一个老太婆的啜泣声。爷爷马上意识到曾祖母回来了。一见面,爷爷和曾祖母立即拥抱在一起,母子俩泣不成声。缓过神来后,曾祖母以为奶奶是给爷爷带路的街坊邻居,热情地要求这位“街坊邻居”别急着回去,到这里吃了饭再走。等爷爷说明情况之后,曾祖母惊喜得流出了热泪,爷爷不仅自己平安回来了,而且还给家里添丁加口了。

  安顿下来之后,爷爷和曾祖母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联系,彼此天各一方,如今相聚,母子之间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苦,道不尽的情思。原来,爷爷出征之后,曾祖母与“四姐”相依为命,起初日子还勉强过得下去。后来,家里的房子被炸了,她们流离失所,无所依靠。战时,各种物资都短缺,曾祖母的生活苦不堪言。生活上的辛酸之外,曾祖母还背着沉重的心理压力。那就是,爷爷一去数载无音讯,且是去奔赴战场,曾祖母日夜为爷爷的安危担忧。爷爷在外面是否衣食有保障?是否还活着?抑或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或者是娶妻生子了?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曾祖母的心头,当然,曾祖母早已做好了最坏的心理打算。曾祖母每天三跪一拜去附近的庙宇里求神拜佛,祈求神灵保佑爷爷平安无事。有一天,曾祖母在庙里抽签,结果显示爷爷平安,压在曾祖母心里的石头顿时减轻了大半。无依无靠的情况下,曾祖母通过从事接生、为人看病等方式来谋生。

  爷爷返回昆明后,当时物价飞涨,纸币常被人们用来折扇子、折帽子玩,甚至用来当柴烧。这是当年国民党统治下金融体系濒临崩溃的写照。奶奶回忆说,当年在昆明市中心有一座高大的龙云的铜像,这是龙云统治云南十多年的一个有力见证。为了生计,1947年爷爷去云南绥靖公署医务所工作。1948年爷爷调保安五团并兼任滇东师区军医主任,由此一家人的生活尚可正常维持。1949年爷爷调军管处任医务员。在昆明的日子里,爷爷通过他在昆明的一些故旧及进步书刊,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爷爷开始对国民党反人民、发动内战的本质有了较清晰的认识。此外,爷爷时常和一些同僚私下里谈论时事,他感觉黎明的曙光就要冲破黑暗而降临。

  1949129日,卢汉响应毛主席三大号召,通电起义,云南得以和平解放。云南和平解放,爷爷欣喜若狂,他感觉自己终于投入了人民的阵营当中来了。云南和平解放后,爷爷被编入解放军第十三军,任军管处医务员。在军管处,爷爷一边尽心尽力地履行治病救人的医生天职,一边进行政治改造和学习,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从内心深处与旧社会断绝关系。六个月后,爷爷调到四兵团教导团政治部。

  在昆明期间,奶奶虽然以自己的勤劳贤惠得到了曾祖母等人的一致赞许,但奶奶总感觉自己无法适应昆明的风俗习惯,尤其是特别思念远在江西高安的娘家人。再加上这时候爷爷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因而奶奶时常哭闹着要回江西。爷爷本人由于一生戎马,安土重迁的观念很淡薄,因而他无所谓到哪里定居。但同时爷爷也舍不得抛下年迈的曾祖母,几经权衡,最后爷爷决定带曾祖母一起去奶奶的娘家。爷爷屡次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携带家眷去江西,最终获批准。在回江西的路上,爷爷一路上要进行集体政治学习,另一方面要照顾家小,尤其要命的是此时曾祖母生病了,爷爷真的是上要照顾老,下要照顾小。到奶奶的娘家——江西省高安县石脑丁家郑村安顿下来后,曾祖母经过长途的颠簸,加上水土不服,终于一病不起了。那时曾祖母形体消瘦,面容憔悴,两眼深陷,满头的白发上长了很多虱子。爷爷深知曾祖母大限将至,为自己多年来未能对曾祖母尽孝心而内疚不已,这时候他日夜守候在曾祖母旁,为曾祖母喂药喂饭、端屎泼尿、搓洗衣服,最终曾祖母在爷爷奶奶的精心照顾中安详辞世,享年76岁,此时她来到江西高安46天。曾祖母去世后,爷爷请当地懂风水的梅老爷子为曾祖母选了一块风水好的的地方长眠。挖坟时过程中,发现该地早已被人选中,并初步做好了一些埋葬的准备工作,只是可能此人不知何年月客死他乡,而无法埋葬于此。由此,向来不信迷信的爷爷也原则上相信这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

  为了生计,爷爷发挥自己的专长,开起了家庭诊所。由于爷爷在抗日时期就因医德高尚、医术高明而蜚声遐迩,因而前来就诊的人络绎不绝,尽管当时养着一家六口,但全家经济状况还是较为宽裕。由于爷爷在当地很有人缘,村子里很多人都亲切地称爷爷是本村的姑爷。后来,国家实行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爷爷无法再在村里行医,而是相继被分配到一些基层医疗机构工作。1951年,爷爷建立高安县第十区中西医联合诊所,并参加高安县卫生工作者协会。1952年在独城建立第十四区卫生所。后来爷爷曾在灰埠中学当过校医,爷爷工作的最后一站是高安县太阳卫生所。在这些医疗机构工作时,仅靠爷爷的工资来应付全家的开支,显得捉襟见肘,因而这时奶奶时常做一些诸如给别人洗衣服的杂活,来补贴家用。

  “文革”开始后,爷爷开始遭受迫害了。爷爷长期无法与家人见面,经常挨批斗、被殴打。身体的摧残固然使爷爷受尽痛苦,然而更令爷爷难过的是,他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爷爷及第60军的抗日功绩被完全抹杀,爷爷被污蔑为“伪军官”。爷爷由于性格的耿直,因而在过去也得罪过一些小人,这些人此时趁机对爷爷进行反攻倒算。196866日,奶奶接到通知,爷爷被殴打得生命垂危,惊恐万状的奶奶赶紧带着孩子们去医院看个究竟。奶奶等人赶到医院时,爷爷已经奄奄一息了,无法说话了。饱含泪水的爷爷两眼直直地盯着家人,最终爷爷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爷爷去世的第二天,小姑姑一周岁生日,老天真会捉弄人,小姑姑周岁生日所收到的唯一“礼物”居然是失去亲人。当时悲痛欲绝的奶奶无力为爷爷购置棺材,爷爷被人用简单搭建的担架抬着入土了。爷爷去世那年,我的父亲作为长子才十六岁,其他的几个叔叔有的为十岁上下,有的还不满十岁,小姑姑才一岁。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奶奶开始了单独带着孩子们与命运抗争的艰苦历程。爷爷入土的地方几经变迁,早已完全变了样,如今我们每年清明节时都会去高安市太阳镇给爷爷扫墓,但我们扫墓的坟茔里面究竟是否埋着爷爷的尸骨,谁也说不清。

  综观爷爷的一生,爷爷所从事职业的最大特点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不论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不论处在哪个朝代,都是有功而无过,且爷爷在医术及医德上都是有口皆碑,令人景仰的。爷爷原本出生在云南,却告别亲人,加入抗日远征的队伍当中,这充分彰显了爷爷舍小家、顾大家的拳拳爱国情怀。爷爷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60军,是一支保卫中华的武装,在抗日战争中屡立奇功,仅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就足以成就该军的赫赫威名。爷爷在抗战胜利后,一度离开部队,从未参与过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并且他最终顺应潮流,审时度势,参加了云南和平解放,这充分说明了爷爷不论处在哪个党派,他的心始终是向着国家、向着人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为爷爷平反了,并对家属落实了相关政策,承认了爷爷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功劳的,也承认了第60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相信爷爷若在地下有知,他会感到一丝安慰的。

  爷爷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但在我的家乡只要一提爷爷的名字陈剑雄(爷爷曾用过陈凯、陈伯英、陈剑雄等名字),上了一定年纪的人都会翘起大拇指,说他是一个来自云南的抗日军医,为当地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为当地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听到这些话时,我们往往也会产生几分自豪之感。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陈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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